明萬歷《吉安府志》記載：“至歐陽修一代大儒，開宋三百年文章之盛，士相繼起者，必以通經學古為高，以救世行道為賢，以犯顏敢諫為忠。家誦詩書，人懷慷慨，文章節義遂甲天下。”從此，廬陵擁有了“文章節義之邦”的美譽。

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廬陵先賢，始終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重，堅守氣節，矢志不渝，并逐漸蔚然成風，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廬陵人。當國家面臨外族入侵的危難關頭，廬陵先賢們總是挺身而出，以挽救社稷為己任，忠君報國，舍家為國，獻身為民，忠烈之氣貫九天，文天祥、楊邦乂是堅守民族氣節的典范。文天祥之所以被不同時代、不同地區甚至不同膚色的人所敬仰、傳誦，就是因為他以國破家亡獨力擎天、毀家慷慨赴國難的氣魄，以屢遭貶謫而不餒、三年被囚而不屈的氣節，以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崇高人格風范，聳立起一座世代敬仰的民族精神豐碑。

耿直守正、寧折不彎，是廬陵人的重要性格特征。由此成就了廬陵多剛烈節義之士，只要他們認定是正道大義，就能面對強權不低頭，敢于犯顏直諫、指陳時弊，真正做到“茍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”，這種不計個人榮辱得失，舍身許國的高尚品格和錚錚鐵骨，是廬陵人重要的文化基因和人格風范。在南宋初期，胡銓名震朝野，被稱為“脖子最硬的人”，是第一個提出殺秦檜以謝天下的硬漢子。明代鄒元標是一名忠節義士，一直忠言直諫，多次被貶謫，在吉水、吉安縣一帶至今流傳著“割不盡的韭菜蔸，打不死的鄒元標”的民謠，廣為世人稱道。明代吉安縣人周忱愛民如子，厘奸革弊，抑制豪右，進行了一些有益于社會生產的賦役改革，聞名江浙農村，至今有紀念他的生祠。

堅守人品的氣節。廬陵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，十分重視個人修為。吉安北宋時期第一位狀元何昌言在自家府第門前石碑上刻有“省一分、民受賜一分，要一錢、便不值一錢”的對聯，向世人宣告了為政愛民、清正廉潔的人生信條。廬陵宋代第一位宰相永新人劉沆，長期擔任地方主官和工部、刑部尚書等要職，位高權重卻一生清廉，并在主政期間堅決打擊任人唯親的舊弊，在著名的《中書三弊奏》中奏請仁宗倡導用人唯賢，要求官員在保薦、考察、安排上不準推薦身邊的人，并首先從自身做起，拒絕別人舉薦自己兒子為官。清代新干人王言堅守為官底線，家徒四壁依然勤政惠民，執法如山，嚴懲貪腐，康熙帝親筆敕匾“天下清官第一”。

正是這種“節義”，在《二十五史》中入列傳人物的，廬陵多達287人，占江西省的35%。

正是這種“節義”，在2000年新建的中華世紀壇中，在長262米用于記載中華文明發展史中的重要人物、重大事件的青銅通道上，與廬陵有關的內容竟然達17項。

源遠流長的“文章節義”傳統，引領著一代代吉安人團結奮進、忠義報國、前赴后繼、義無反顧，演繹了許多可泣可歌的悲壯故事，涌現出無數不怕犧牲、敢于斗爭、勇于勝利的時代英雄，孕育了跨越時空的井岡山精神，成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激勵一代代吉安革命老區人民合作共進干事業、團結一致戰風險、勇于拼搏攻難關，不斷奪取革命老區振興發展的新勝利。

廬陵先賢尊崇愛國、報國的文化和精神，始終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重，把個人的一切與祖國的安危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，身體力行扛起“國家興亡、匹夫有責”旗幟，涌現了一批忠義報國的廬陵先賢，書寫了忠義報國的“廬陵篇章”。宋代的“五忠一節”就是杰出的代表，民族英雄文天祥、文壇泰斗歐陽修和歷史名臣周必大，都忠于國家、善做文章，才華橫溢，謚號都稱“文忠”；抗金名臣楊邦乂稱“忠襄”；鐵骨錚錚的胡銓稱“忠簡”；詩文俱佳的楊萬里保持高尚節操，封為“文節”。時空流轉，生生不息，“忠義報國”的行為特質成就了偉大的井岡山精神。在國家民族危難時，無數吉安兒女為了民族大義，以解放全中國為己任，堅定共產主義信念，始終聽黨話、跟黨走，勇于犧牲，以生死之軀護衛“星星之火”形成“燎原之勢”，最終取得革命勝利。在和平環境中，吉安兒女又把憂國憂民的精神轉化為助推國家繁榮昌盛的強大動力，積極投身國家和人民福祉的建設中，縱使千辛萬苦，仍然義無反顧、初心不忘。當前弘揚忠義報國的精神，其核心就是珍惜中國人民用血淚尋找到的理論和道路，忠誠于共產主義信念信仰，忠誠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，不忘初心、繼續前進，始終把個人命運與國家興衰緊密聯系在一起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。

文/鄭少忠